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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恢复出境游:东南亚“摩拳擦掌”,海南旅游如何“接招”******

  过去很长时间内,因地理、气候环境相似,海南与东南亚旅游市场“互为对手”。

  1月8日起,出入境新政正式实施,移民管理政策措施优化,有序恢复受理审批中国公民因出国旅游、访友申请普通护照。多项政策发布,也宣告着海南旅游的“老对手”——东南亚或许就要回来了。眼下,海南旅游正值旺季,泰国等地已摩拳擦掌期待中国游客的到来。面对东南亚乃至全球旅游目的地的竞争,海南准备好了吗?

  海南旅游热度高涨,元旦假期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

  作为第一批“阳康”的北京市民,小李在去年12月20日开始了海南环岛自驾露营。从北京到海南将近3000公里的路程,小李一家不紧不慢边走边玩,逛了岳阳,宿过漓江,花了六天终于“上岛”。

  12月31日跨年夜,小李扎好帐篷,开了直播给亲朋好友欣赏海花岛的跨年烟花。络绎不绝的人群中,水天相连,入眼皆是新年的绚烂。1月9日,小李更是提前赶到文昌,调查了好几片海滩后终于选定位置,亲眼见证了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将卫星发射升空的壮观场景。

  “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小李这样形容自己的旅途。

  和小李一样奔赴海南的游客还有很多。据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消息,元旦假期,海南全省接待游客101.6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5.03亿元。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5.19万人次,其中A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34.84万人次。

  2023年元旦假期,三亚·亚特兰蒂斯的营业额已不同程度超过2022年同期和2019年同期,来自餐饮、水世界、水族馆等的非房费收入增速已超过房费;总接待人次约3.7万;平均入住率达97.4%,平均每日房价为2736元。

  据三特索道方面介绍,旗下海南项目元旦假期累计接待游客上万人,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0.54%。另据抽样调查,2023年元旦假期三亚的旅游饭店平均入住率达80.89%,高端酒店集中的海棠湾、亚龙湾平均入住率已超过90%。

  接下来的春节,海南旅游的热度仍将继续高涨。据携程发布的《2023年春节旅游市场预测报告》,目前三亚的订单总量已位居全国第三,仅次于上海、北京。三亚的春节进港机票均价已超过1900元,同比上涨47%。

  据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披露,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春运期间预计运输航班1.6万架次,运送旅客273.8万人次。重点客源地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等城市。为应对春运期间出行需求,三亚机场目前正在积极协调航空公司更换宽体机执行航班,并对成都、深圳、哈尔滨等城市的航班进行加密。

  “老对手”东南亚或将回归,泰国预测今年将迎500万人次中国游客

  在海南旅游热度高涨之际,去年12月26日,《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总体方案》印发,“有序恢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成为外界关注焦点之一。1月8日起,出入境新政正式实施,移民管理政策措施优化,有序恢复受理审批中国公民因出国旅游、访友申请普通护照,恢复办理内地居民旅游、商务赴港签注。

  多项政策正式发布,也宣告着海南旅游市场的“老对手”——东南亚要回来了。在去年12月26日新政发布后,多个疫情前大热的出境目的地,在2023年春节时段的搜索热度显著增长。携程数据显示,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位居搜索量增长最快的前十名目的地。春节出境跟团游产品的相关搜索量猛涨6倍。去年12月27日以来,从中国内地用户预订来看,热度攀升最高的跨境航班目的地涵盖曼谷、新加坡、吉隆坡、金边等。新加坡签证业务订单量同比增长超30倍,环比增幅达123%;马来西亚等国家签证预订环比增长近100%。

  其中,泰国旅游市场受到中国旅客青睐。12月27日以来,内地旅客在携程上预订入住时间超20天的酒店订单中,泰国的酒店订单占比达44%。泰国旅游局近日发布预测称,2023年到访泰国的中国游客预计将达到500万人次,而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这个数字是27.4万人次。

  当地时间1月9日12时17分,出入境新政实施后首架来自中国的航班飞抵曼谷,泰国卫生部、旅游与体育部、交通部联合召开发布会,欢迎中国旅客。据悉,该航班由厦门出发,共搭载269名中国游客。同日,泰国副总理兼卫生部长阿努廷表示,泰国不再要求入境游客出示新冠疫苗接种证明。

  当前,亚洲多国正“抱团”欢迎中国游客的到来。马来西亚方面预计,2023年将接待150万至200万中国游客。新加坡相关业者估计,中国旅客的回流将给新加坡全年带来额外的20亿新币收入。

  携程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沈佳旎表示:“自中国宣布放开入境政策后,泰国等多国大使馆、旅游局均表态欢迎中国游客到访旅游。中国旅客的‘回归’对全球任何一个目的地来说,都是值得期待的。尤其是对于最近的亚洲市场,将起到明显提振作用。”

  出境游全面恢复后,谁将率先面对挑战?

  过去很长时间内,因地理、气候环境相似,海南与东南亚旅游市场“互为对手”。以泰国为例,在疫情暴发之前,国泰君安曾分析指出,海南和泰国同是热带热门目的地,但体验不同,各有千秋。一方面,泰国的娱乐项目丰富程度胜于海南,旅游资源和可玩项目也相对更优。另一方面,当时泰国购物可选种类多,免税种类、品牌、价格等方面整体优于海南。

  此外,过去赴海南旅游与东南亚旅游的成本也有差异。过去,东南亚旅游一直被外界视作“高性价比”选择。2018年,小方报名泰国跟团游,行程共计5天,费用约为3000元人民币;2019年国庆假期,北京居民小冯与朋友两个人自由行前往泰国,共花费7000元人民币左右。还有消费者回忆称,疫情前泰国往返机票为1000多元人民币,若遇上特价机票还更便宜。

  “如果我想住海景房又不想花太多钱,就去泰国。”小冯表示,“签证办理比较方便,相对国内人少一些。”而在疫情暴发前,海南旅游在部分游客眼中的印象是“贵”“宰客”,天价海鲜、婚纱拍照欺诈等事件时有传出,旺季机票价格更是高昂。2018年春节,因一场长达7天的大雾,数万名旅客滞留海南一事吸引了大众高度关注。

  疫情暴发后,出境游按下“暂停键”,海南成为吸纳出境游游客的主要目的地之一,这三年,海南旅游市场也迎来了迅猛发展,免税业成为其中代表。过去海南与东南亚市场在免税消费上的差距,得到有力弥补。

  2020年7月1日,海南离岛免税新政落地,离岛免税购物额度从每年每人3万元提高至10万元,离岛免税商品品种由38种增至45种,取消单件商品8000元免税限额。借势政策红利,海南免税业迎来腾飞。

  据统计,2020年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额达274.79亿元,同比增长103.67%。2021年,这一数字飙升至494.7亿元,同比增长80%。目前,海南已有6家免税经营主体、离岛免税店数量增至12家,全省离岛免税店经营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据海口海关统计,1月1日-1月3日,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6亿元,同比增长9.7%,购物件数73.9万件,同比增长9.74%。去年10月,全球最大单体免税店cdf海口国际免税城开业。2023年春节,王府井国际免税港也将在海南万宁开业。

  “等到出境游全面恢复后,海南旅游市场率先受到挑战的正是离岛免税业。”景鉴智库创始人周鸣岐表示,“免税的消费群体主要为高收入人群。过去三年,海南离岛免税吸纳的多为出境游回流的海外消费,而不是新创造的增量。出境游恢复后,这类人群的消费能力将被吸引至海外。在此背景下,海南离岛免税将由过去垄断性的经营方式,快速转变为面向全球免税店的充分竞争市场。”

  在业内人士看来,以中国中免为代表的免税企业已在着手应对全球市场的挑战,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去年8月25日,中国中免正式于香港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总募资金额约162.36亿港元,拟将全球发售的所得款项净额中的约22%或34.94亿港元,用于拓展海外渠道。其中,8.1%或12.81亿港元将用于开设约6家海外市内免税店。目标主要涵盖中国香港及中国澳门市内免税店的网络,还包括在大型交通枢纽及市中心等地区开设海外市内免税店,目前物色的地点包括日本、斯里兰卡及老挝。

  “出境游恢复后,海南离岛免税要面对全球市场的竞争,那么海南一定要快速转变角色,包括销售策略、打折力度,都要去和国际对标。免税店竞争的关键之一在于价格,如果免税品的价格能做到比海外免税店还要低,那么它依然能成为支撑海南旅游的支柱。”周鸣岐表示。

  “娱”在海南,如何实现差异化?

  2010年,《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确定在2020年将海南初步建成世界一流海岛休闲度假旅游胜地。据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披露,截至去年10月,海南共有84个A级景区,其中6个5A级景区,33个4A级景区。

  海南酒店业发展同样迅速。截至2021年年底,海南省有各类住宿企业6800余家,床位数49.17万个。正式评定的星级旅游酒店126家,其中五星级22家,四星级41家。未被评定星级的准星级以上酒店约560家,公寓酒店约260余家,各类乡村民宿1500余家。

  据迈点研究院统计,当前海南省住宿企业主要分布在海口、三亚两市,占市场体量超过60%。海南省民宿占酒店市场体量三成左右,主要分布于三亚、海口和儋州三个地区。

  在此背景下,有游客直言:“三亚就是玩酒店的。”而这或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海南休闲度假领域的短板。

  在旅游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中,“娱”是重要环节。针对海南好不好玩的问题,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中,有不少消费者分成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海南旅游的关键在于酒店,有消费者表示:“我挺喜欢去三亚,海棠湾找家酒店待上三四天,安安静静,很舒服。”另一种则认为游乐项目较少,难以满足体验,例如有消费者称“好多人说的好玩,是可以拍很多照片,但我并不觉得这种就是好玩。”

  小胡表示,她去海南旅游时,主要的休闲活动便是在海边散步,或是在市区里“逛吃”,提及“娱”,小胡觉得当地没有什么娱乐设施。

  “海南高端酒店云集,本身就是中国最成熟、最大的度假目的地,但海南的旅游产品还是有一些缺乏的,比如说住宿产品很多,娱乐产品很少。三亚·亚特兰蒂斯之所以受欢迎,除了品牌因素以外,其内容也比较丰富,有水族馆、水世界、演艺中心等,能够满足游客的娱乐需求。”周鸣岐表示。在他看来,海南接下来首先要做的,是将其“娱”这一方面给做起来。

  去年2月,《关于调整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的通知》发布,将旋转木马、秋千和旋转平台,过山车,水上乘骑游乐设施,水上乐园娱乐设备等8项商品纳入清单,也引发了外界对海南主题公园建设的展望。

  对于“娱”中具有代表性的主题公园项目,海昌海洋公园的策略或能反映出此类大型项目在海南要应对的挑战。2019年,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开业,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主题公园,而是带有游乐设施的开放式街区。海昌海洋公园方面告诉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在海南这样的气候和环境下,封闭式的园区难以让游客获得良好的休闲感受。此外,三亚的旅游发展方向并非大客流,而海洋公园的运营必须依靠大客流。

  中国主题公园研究院院长林焕杰表示:“三亚旅游淡旺季明显,淡季内三亚项目的游客可能会减少很多。尽管把物业租出去可以回笼资金,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盈利,但这种模式之下,项目本身的规模可能就不是很大,因为规模大的话也需要很高的运营成本。”

  不过,当前海南也在积极发展各类休闲度假类旅游产品。例如去年7月,《海南省游艇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21-2025年)》印发,提出到2025年,海南游艇产业链体系基本形成,游艇消费场景更加多元,国际知名游艇品牌逐渐进驻海南,游艇行业龙头企业初步形成,游艇消费成为城市消费新增长点等目标。

  眼下,出境游全面恢复仍有待时日,在业内人士看来,海南应抓住机遇打造自身优势。 “海南应加大招商引资,在整个旅游产业发展基础上,布局更多优秀项目,通过例如海上游乐中心、邮轮游艇等项目,打造高端旅游产品,实现与东南亚市场的差异化,展开更长远的布局,才能保证海南旅游的长盛不衰。” 周鸣岐表示。

东西问|尹仑: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新社昆明12月14日电 题: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专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

  作者 陈静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往往也是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中国是世界12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文化多样性亦非常丰富,56个民族创造了众多保护和利用生物物种资源的传统知识。这些传统知识不仅有巨大的商业与经济价值,还对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举行之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探讨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等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传统知识?中国民族传统知识中蕴藏了哪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智慧?

  尹仑: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定义,传统知识是指在长期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适应地方文化和环境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它属于集体,可以通过书面形式代代相传,也可以通过歌曲、传说、谚语、信仰、习惯法和土著语言表达。

  在中国生态环境部2014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中,传统知识被划分为五个类别,分别为:传统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传统医药相关知识、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及生产生活方式、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传统生物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例如,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以神山卡瓦格博(云南最高峰)为核心的传统信仰体系,这一神山信仰体系包括周边的300多座神山。村民相信神山上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一切都属于神山,是不可侵犯的,如果擅自猎取或采伐,将惹怒神山,用暴雨和泥石流对村庄进行报复。在此基础上,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禁止在神山砍伐树木,盗挖药材,污染泉水、河流和湖泊等相关传统习惯法。这些传统习惯法在客观上保护了神山及周围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自然保护区。

游客在观景台欣赏梅里雪山美景。李嘉娴 摄

  再以传统选育和利用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为例。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山的基诺族,从事以陆稻种植为主的轮作农业。当前,基诺族的轮作农业中保存着陆稻品种96种,根据其成熟时间和特点,划分为早熟品种16种、中熟品种35种、晚熟品种20种、糯稻品种25种,并在不同海拔高度和气候条件的土地上,按照不同年份种植不同品种,以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通过长期积累的认知经验和知识,保护和促进了基诺山陆稻品种的多样性,并进一步孕育了当地以陆稻种质资源为代表的农作物遗传多样性。

  可以说,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在客观上保护了当地生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使这些地区成为保存和利用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的“基因库”。这一“基因库”富有生命力,处于动态的变化和发展中。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在安装红外相机,用于监测拍摄野生动物。该保护区是最大的生物物种基因库。陈骥旻 摄

  中新社记者: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知识起到何种作用?

  尹仑:传统知识在自然保护中的价值与作用,受到了COP15的重视。《昆明宣言》的17条承诺提到:“加强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采取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和空间规划工具……认识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并确保他们充分有效参与。”

  中国各民族生活在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中,包括森林、沙漠、高原、冰原、旱地、海滨等,世世代代积累形成了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并随着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不断发展和创新。

  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什么作用?以传统知识中的生态习惯法为例,不仅有通常理解的、直接对动植物进行保护的传统信仰和行为准则,也有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进行分类、储藏、有效利用、综合管理、惠益分享和促进发展的传统知识和技术实践。

  因此,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而言,传统生态习惯法不只是单一的保护准则,更是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例如地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澜沧江大峡谷的佳碧村,存在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体性组织“姐妹会”。“姐妹会”制定了封山育林的村规民约,禁止砍伐树木和破坏森林植被,确定了封山育林的森林、树种、海拔和山坡位置,有利于高海拔地区树木和整个森林的生长。同时,“姐妹会”开展植树造林,最大程度恢复树种多样性,维护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各民族有着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传统知识,并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与生物遗传多样性相关的生态习惯法,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并进一步在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言”。刘冉阳 摄

  中新社记者:COP15第二阶段会议已经召开,您对未来如何更好发挥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作用有何建议?

  尹仑:正在举行的COP15第二阶段会议将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该框架中的2030行动计划具体目标13提到:“确保通过相互商定的条件和事先知情同意等方式,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因此,我们应该思索“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这一主题,在相关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中承认并纳入生态习惯法的有益部分,从而实现传统知识及其生态习惯法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的主流化。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幕。余瑞冬 摄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相关行动计划和地方性法规都提及了传统知识。2010年9月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指出,要开展试点示范,抢救性保护和传承相关传统知识,探索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共享制度,协调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利益关系。同时,调查少数民族地区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建立数据库,开展惠益共享的研究与示范。

  2018年9月,云南省率先制定和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地方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这一条例虽然提到了传统知识,但只是个别条款的原则规定,缺少可执行的细则及措施。

  当前,印度、巴西、南非、马来西亚等国已制定生物物种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和制度,逐步开始承认和接受原住民、世居民族、土著民族和地方社区等传统民族社会的生态习惯法和制度,并将其融入现代环境法律体系。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进一步探索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特殊路径和专门制度。例如,中国可在生物多样性资源和传统生态文化丰富的云南,基于相关传统知识,形成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地方机制,并将其进一步纳入《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中,弥补其不足。传统知识介入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建设,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就有法可依,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生物物种资源流失。(完)

  受访者简介:

  尹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云南中心研究员,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研究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气候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灾害风险综合治理、生态文明和生物多样性法治建设等问题研究。出版以《气候人类学》为代表的专著4部,在CSSCI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2篇,累计公开发表学术成果3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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